我觉得未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应该是这样的趋势，当然肯定有很多不同，还需要对话、会通，也许会经历很长的时间。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儒学的衰落首先是儒学自身不再与时俱进。其实这里有个错位，民主政治并不保障产生能人，但是民主政治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分流，因而社会的自治足以保障人们不癫狂，这非常关键。

第二是社会秩序，他为科举考试编纂了《四书集注》。因为这对现实中已经强势建立的国家机构来说，是不讨好的——这是知识界的集体思维，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宗祠重建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基层社会秩序坏死——因为行政能力、行政资源不济，更因为基层行政工作人员动力不济。不要把一个国家建构的问题，看成是总体性儒学的重建——把它替换成儒学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与佛教对抗的一个过程。社会科学的现实时间是当下，所以我特别强调面对当下的情境怎么办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有效限制权力，能不能促使中国政治结构有效转变，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有效的市场经济结构来建立一个相互适应的现代国家结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回避不了的现实责任。

这是第一个自我开解的、单方面解决不了的中国问题——思想界有其影响力，但是一个非常缓慢、渐进和积累的启蒙过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我们的行政习惯。中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碰撞与融合 四海传播：您曾经说，西方的两希传统存在着身心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而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您认为是身心一体，心为主宰。

并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1949年以前形成了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感官界是无常的，恒变的。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学、儒（孔）教问题研究。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两极化倾向，我们要在全球性和本土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体化与多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等等二元对立倾向中走中道。

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您是从哪些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两种迥异的思维模式在今天社会又有哪些表现？又该如何处理两种思维的碰撞带来的问题？ 韩教授：这是通过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民间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还有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对传统文化、儒学的重视、倡导，目前大陆儒学复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学界对儒学复兴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这些不尽相同的新儒学观点与思路正是当今学术思想多化化的体现，虽然未能达到一致，但实是儒学复兴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为当代多元思想的整合提供了基础，应该抱着宽容的态度来对待。

《习近平时代》由美国学者熊玠主编。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最早是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成中英等来大陆讲学，积极宣称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及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开始在国内产生了影响。为前者安排的天国与为后者安排的地狱等根本对立的二元形态。

简单回顾这个过程，早在1921年梁漱溟先生首先提出儒学复兴的命题，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里的中国文化实指儒家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等。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我们也接受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历史从传统走向现代，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一些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等。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右倾、进步/落后、革命/反动等。

真界是永恒的，因此是不动的。它立足于统一性，但也保护多样性。在宗教方面，从《圣经》基督教神学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即神与现实的世界首先形成定格，然后滋生出信奉神的人追随我（耶稣）的人与不信奉神的人不追随我的人。如何看待现代儒学的学术分歧？ 四海传播：韩教授您好，非常荣幸您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您是儒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今天的新儒家复兴儒学的愿景之中，有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相互之间的学术分歧又在哪里？ 韩教授：在今天新儒家复兴儒学的愿景之中，学术思想分歧是很大的，如果要说有相对统一的认识，那就是对复兴儒学作为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方面没有异议了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语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夏，大也。这把人与动物木石进行比较，强调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恶可改，所以可以教化。

所以，孙诒让《周礼正义》曰：今案：礼俗，当分为二事。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易》本天地，故长于数。二是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

由此，华夷之辨本质上就是是否有礼教之辨。死者尚敬，则生事其亲不苟且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而物业公司只是纯粹物质生活设施的管理，没有从文化方面考虑，更谈不到有社会教化。

为了让人们懂得自别于禽兽，就有圣人起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六者圣人兼用而财（裁）制之。但逮至元明之际,岭南风气为之一变，据嘉庆《广州通志·民物志一·风俗志》记载：衣冠礼乐,无异中州,声华日盛,民勤于食,尤以广州府一带,更是礼教渐摩,名德辈出,缙绅之家,以不学无礼为耻,以导欲诲淫为戒。

吕氏家族当时是蓝田的望族，四兄弟先后都从教于张载和程颐,其德行、才能、名望享誉关中。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说来概括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

对《春秋》此条的理解，《公羊传》以为是讥不亲迎。对此，很多学者都有论述，如李维武先生在《儒学生存形态的历史形成与未来发展》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儒学在从先秦至20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人生儒学、社会儒学、政治儒学、形上儒学、考据儒学、文化儒学等不同的生存形态。凡教之属皆从教，《礼记·学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是范围人心，引导大众为善的。

惟其可以推行于全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至高。总之，礼教在中国传统社会起着巨大而全面的社会整合作用，构建了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也被称为礼教社会。

礼起源于俗，但礼不同于俗，且高于俗。只有明白礼教的来龙去脉，礼教的社会功能，才能管窥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可见，儒本为一种教职。汉代记载岭南迷信的风气很盛,《后汉书·郊祀志》记载当地人祀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